九、自抉的归宿
“我以正义为武器,光明为行径,全然不顾虑一切。我知道我是等于原子弹,我本身会遭到被毁灭的代价。你知道我已六十岁了,今后余年无几,以此余年献给民族文化的救亡运动正是光荣的归宿。”——林连玉
上世纪六十年代,马来亚半岛华族的命运受到严峻的考验。在一波波的惊涛骇浪中,一封封的家书飘洋过海,来到久违的神舟大陆,在他的二儿子——林多才的眼中展示着南洋彼岸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斗争。
1960年10月21日:
“这里华文教育问题越来越严重,高压手段越见露骨。副教育部长甚至公然说:‘反对教育政策’,就是不效忠。’同时,我们的民族败类也公开出卖,令人痛心……我决定负起责任……因此,我所招的疑忌更重了,必然因此而罹祸。我以正义为武器,光明为行径,全然不顾虑一切。我知道我是等于原子弹,我本身会遭到被毁灭的代价。你知道我已六十岁了,今后余年无几,以此余年献给民族文化的救亡运动正是光荣的归宿。”
1960年10月25日:
“我以破釜沉舟的决心作为维护民族文化的最前锋,你已知道了,不必多谈。给我最大的打击是我们华人真正的领袖,素来极爱护华人文化的陈祯禄爵士前天逝世了,从此我要独立奋斗了。”
1961年4月4日:
“华文教育问题越来越严重,压迫者口气越来越凶,我越忍越忍无可忍。为着民族的正气,我已屏却残生不顾一切,即使不能解决问题,也要使问题存在,全体华人会支持我,绝无问题。我心安理得,绝无所惧。马来亚的开发华人有绝大的功劳,马来亚的独立华人有巨大的力量,然而独立果实,却被一族独占。我们正在碰着民族的帝国主义,不奋斗,即死亡,责任在我的身上,我将苦斗!”
1961年6月30日:
“我以正义为依归,为全民族争平等的权利,任何迫害,早已准备接受。1954年我托妻寄子,把你的继母和达妹,托知己的朋友照顾,预算一揭起反对教育政策,就被捉去坐牢的。一九五九年他们要暗杀我,我预先立下遗嘱,预算继续反对就遇害的,既然以往的决心如此,现在岂有畏缩的道理。”
三十岁的林多才在沙滩上缓缓踱步,望着呜呜作响的船只,和十四年前与父亲告别的码头。极目远望大海,不得不为年迈的父亲担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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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马来亚半岛的这一场战役,不动刀子见血,却无处不是刀光血影。林连玉的言论、新闻开始被当局封锁,在报章上只见片段,不见真章。从前常在新闻头版出现的林连玉,如今似乎慢慢消隐于大众的视线。除了遭影射为“不忠子民”,林连玉还被不明人士恐吓:如果再不停止对抗政府的教育政策,将被暗杀。教育局也开始通知华文中学,呼吁他们尽早改制为以“官方语文”(英语或马来语,80年代马来语成为唯一的官方语文)为主要教学媒介的国民中学或国民型中学,接受政府的津贴。
面对各方汹涌而至的威胁,林连玉可以置个人生死于度外。但,津贴金却是悬在华文教育颈上的一根绳子,没有资金,何来华文学校?对此,林连玉呼吁华人社会:“眼前就是我们华文中学最后抉择的时期,要维护民族文化吗?就得面临经济的压迫;要获得经济援助吗?就得放弃本族的文化。到底要怎样办呢?孟子说:‘生我所欲也,义亦我所欲也,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取义也。’我们认为传统相承已经数千年的文化,不但要加以保存,还要发扬光大,因此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,维护下来,这就是说,津贴金可以被剥夺,独立中学不能不办。”在林连玉的奔走相告之下,距离改制的期限只剩下四个多月,华文中学依然无甚动静。
与此同时,林连玉与梁宇皋的论战仍在持续。尽管梁宇皋背后有整个政府的支持,广播、报纸、小册子各种宣传一应俱全,其影响力却远远不如骑着脚踏车四处演讲的林连玉。1961年6月,梁宇皋终于找到了克制林连玉的杀手锏:《达立报告书》中“以巫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“最终目标”来自《拉萨报告书》,而拉萨报告书却是林连玉一再表示衷心接受的,这岂不是自相矛盾?
“因为敦拉萨答应不把最后目标列入1957年教育法令。”这是林连玉心里的答案。当林连玉答应敦拉萨终身守密时,从没想过有一日会遭人以此相挟。此时的敦拉萨已是副首相兼国防部长,俨然是国家下一届的领导人。得罪了敦拉萨会有什么后果,不言自明。林连玉如鲠在喉,不止是因为敦拉萨位高权重,更是因为不想自毁承诺。在捍卫华文教育的战役中,他是第一次如此地左右为难。
几经思量,林连玉公布了事情的真相:“拉萨报告书第十二条所谓最终目标经过我交涉,拉萨在众代表面前亲口答应取消。时间、人物及地点,我都列举出来,并且说基于拉萨报告书订立的1957年正式的教育法令没有最后目标的说法,便是最好的证据”。这番言论8月11日见报,震惊全国。
次日,林连玉即接到内政部的通知书;内容如下:
“你自一九五七年来,言论与行为都对马来亚不忠。你
(A) 故意歪曲与颠倒政府的教育政策,有计划的激动对最高元首及联合邦政府的不满;
(B) 你的动机是一个含有极端种族性质,以促成各民族间的恶感与仇视,可能造成骚乱,因此联合邦政府准备在宪法第廿五条的规定下令褫夺你的公民权……”
看完通知书后,林连玉一如往常到他日常消遣的逸园公馆与朋友们打麻将。几轮下来,他还赢了十几块钱。买了一些蔬果后,林连玉在夕阳斜照之时,骑着他的老脚踏车“咯吱咯吱”地返家。
自从1954年向好友丘腾芳托妻寄子以后,林连玉似乎早就做足了心理准备,一直在等待这迟早到来的一天。英殖民政府下台后,他一度以为自己避过了;但是,自从《达立报告书》发布后,他已经意识到:这是他无法规避的宿命。这是他自己选择的道路,也是他自抉的归宿。八十年代,他曾给中国的二妹林子贞写了那么一封信:“我已七十八岁,是高寿的人,享尽天年,有何可憾!回想生平事业只是对人有益,未曾做过一桩罪孽。抚衷自问,天君泰然,我将含笑而去。”
林连玉是如此平静,一如熊熊烈火燃尽后的灰烬,在徐徐微风吹拂之下,四散飘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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