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友育仁促膝长谈【民主】

【完稿于2011年8月13日】


   上个周五，大约凌晨十二点到三点多，我和育仁在马六甲的一家旅馆促膝长谈，实是生平快事。有一些想法，自己独自累积了很久，也只是片段而没有系统的感觉。但是，在聊天的过程中，为了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，倒是迫使我把自己的想法整理得更有理路一些。

   当天聊的话题很多，很多还须要重新整理，这篇只谈当天对“民主”的讨论和我后来延伸的一些想法。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   我们当时在讨论的问题是：为什么民主会在西方社会，而不是在东方社会产生？由于育仁是基督徒，我们就联想到：或许那是由于基督教的原罪思想。民主的精神是制衡，需要制衡的原因就是因为人不值得相信。换句话说，民主产生的根源或许在于被基督文明深深影响的西方人相信“人性本恶”。所以才会有“我们宁愿要十个可以互相制衡的魔鬼，也不要一个无可抗衡的天使”之说，这才诞生了“三权分立”的理念。

   反观，在东方社会，“人性本善”是主流。上《论语》课的时候，吴国武老师跟我们说过：诸子的学说中，在天人之间，有一个至为重要的“王道”。王授命于天，天子以之教民。这与只讲究天人两分的西方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。这种思想流传至今，今天儒家文化圈的人民，我们愿意相信强势、集权的领袖，并允许他们高踞于我们头顶，或许是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把他们想象为“王”。我们相信，他们即使位于权力的巅峰，他们依然可以如“包青天”一般大公无私地为人民办事。

   但，我后来想到的是：即使相信人性本善，难道东方思想中就没有与这种腐败抗衡的机制吗？难道他们没想过“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”吗？有的，应该有的。孟子说人性本善，但心中的善根是会遭到尘世的污染的，所以人们才需要教化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东方对于君主的教育特别重视。古代的皇帝，从小就须要学习四书五经，就要文武双全，所受教育之严苛是西方君主未曾有的。伏尔泰曾经说过：西方从未曾出现过在东方出现的那么伟大的君主【辜正坤老师课上引用的】，我以为这是可信的。在这种制衡体制下，东方社会的确出现过许多教育失败的例子，但是，历史上也确实有相当多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打从心底愿意造福百姓的皇帝、诤臣。

   再把这种观念推衍到现代。为什么在中国建国初期，共产党建党之初有那么多愿意为人民效死力的领导和党员？其精神之伟大，让李敖盛赞。李敖说过：他最佩服的就是建国初期的共产党。他们认可要有绝对的集权，不代表没有制衡的机制，诸如所谓的“整风运动”、“思想教育”等。当我们处在历史的艰难时刻，这样的文化也往往会孕育出像朱镕基那么伟大的总理，拯救危局。所以，如果我们认同思想的教育可以改变人心，教育的力量可以制衡腐败，那么我们认同效率更高的集权思想，也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。

   比较两种制衡机制。我以为东方的更难做到，简直是要让领导人成为圣人，但是在价值上更为高尚；西方，他们只相信神，根本就不相信人，在价值上是较低的，但是实操性更高。